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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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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的华东干部子弟学校(三稿)  

2009-10-11 20:21:52|  分类: 青少年时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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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惠枫

 引  言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向我苏皖边区大举进攻,为了适应战时需要,淮南解放区的淮南军政干部子弟学校、淮南中学部分师生紧急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并与华中建设大学附中、建大附师实验小学、新安小学合并,组成华中干部子弟学校。与此同时,淮北解放区的雪枫干部子弟学校(雪枫服务团)也战胜重重困难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两校分别编为黄河大队三中队和四中队,随军撤退到山东、河北。1947年6月,经黄河大队决定两校合并,改名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1950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定名为华东干部子弟学校。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一所战时学校,从解放战争开始,直到全国解放,始终随军行动。在中共华东地区党、政府、军队的呵护下,在华东人民和晋冀鲁豫人民哺育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战场的变化,北撤、西突、东进、南下,历时三年多,行程五千里。

在艰难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学校遵照上级党委“在战时培养干部的历史任务”,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工作队,具有鲜明战时特色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学校,为“战争”为“建国”保护、储备、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干部。

1952年夏,鉴于全国解放,国家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这所学校,在战时培养干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经上级领导机关研究决定,学校圆满地胜利结束,部分教师和中学部的学员,分别分配工作或转入其它学校学习,小学部的师生员工,与江苏省其它干部子弟小学合并,组成江苏省无锡市五爱小学,继续学习。

一、学校诞生的历史背景、师生来源和组织机构

(一)学校诞生的历史背景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创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日趋稳定、扩大,各项事业欣欣向荣。在华中解放区的淮南、淮北、苏北等地,都先后办起了干部子弟学校。主要接纳本地区的军烈属子弟,党政干部子弟,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蒋军统治下的蒋管区,一些地下党员的子弟入学。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定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议纪要”,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又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可是,当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完成其内战部署之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调集50多万军队对我中原解放区苏皖边区发动全面进攻。

为使我军在自卫反击战中有一个打“运动战”的作战环境,以便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也为保护、培养和储备干部,以利近期和长远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中共华中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将“边区”的非战斗人员组成“黄河大队”由苏北向山东撤退。黄河大队直属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为华东局),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和雪枫干部子弟学校(雪枫服务团),编入黄河大队建制。

(二)学校的师生来源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师生员工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以江苏、上海、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市的人员居多,少量来自河北、天津、湖北、江西、福建、湖南、贵州等省。

1、学校的教职员工来源

学校的教职员工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新四军领导机关从所属部队中调来的团、营、连级干部和战士;二是地方党政军领导机关调来的党政军机关干部;三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教师;四是解放区举办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这些干部、教师、员工,一律享受供给制待遇。

2、学校学员的构成

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新四军军部及所属二师、三师、四师、七师部队的干部子弟;二是淮南、淮北、苏北等地区的烈士和地方党政军机关干部子弟;三是上海、杭州、南京、扬州等沦陷区,以及蒋管区的地下党子弟;四是从沦陷区和蒋管区来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学习的青少年学生;五是一些部队和地方的年纪青文化低的干部和战士。

学员中的年龄差别较大。一部分是18岁至26岁的青年干部和战士,大部分是年龄在12至18岁的青少年学生,少数人是7岁至10岁的幼年儿童。

学员来校时都必须持有新四军有关师或地方行政公署的批准信件和供给介绍信,享受供给制待遇,一律按战士标准,穿军衣,吃公粮,发津贴。

3、学校的组织机构

根据战时办学的特殊要求,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和学员的自治组织机构都力求简单灵活,注重效率,力求把师生们的日常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等活动统一纳入一个组织之内。

(1)学校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干部配备

学校设校长一人,副校长若干人,统管学校的一切工作。校长之下设两个办事机构,一是生活指导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辅导员若干人,主管学员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组织学员行军参加社会宣传和生产劳动,以及学员的生活管理。二是总务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主管学校师生员工的后勤保障工作。

学校领导干部由黄河大队任命。在校任职时间较长的主要领导有:校长汪达之(原为新安旅行团创始人,人民教育家);副校长江北然(原为淮南干部子弟学校校长)、金畅如(原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严饨(原为新安学校负责人);副主任郑惠枫(原为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副校长);夏陶然(原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教育部副主任);总务部主任郭海轮(原为建大附师实验小学负责人);副主任许秉文(原为实小教师)、安惠然(原为雪枫干部子弟学校总务部主任)。

1950年以后,学校校长是汪达之,副校长严饨(后汪调出,严改任校长)、张志文、李执,李执调出后由桂足三任副校长;生活指导部主任由张志文兼任,副主任由赵秋芙担任。总务部主任郭海轮,副主任许秉文。

(2)学员的自治组织与制度

为适应战时办学的需要,学校对学员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思想革命化;二是行动军事化;三是生活学习集体化;四是作风民主化。为实现这四方面要求,学校一边通过学员的自治组织动员大家自觉执行;一边依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制定了生活、学习、行军和工作制度,以民主管理制度来保证其贯彻执行。

学员的自治组织是学员总队,下设分队。总队与分队的负责人分别在全校与分队学员中选举产生。总队与分队均设辅导员,两级辅导员由学校在干部教师中选派,全校学员共编成8个分队,分别负责组织各分队学员的行军、学习、工作和生活。

一分队,学员年龄在18岁至26岁左右,大都是高小文化程度,少数是初中程度。这批学员主要是原淮南干部子弟学校“干部培训班”的青年干部及战士。是学校组织行军,组织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辅导员为曹宇、杨南生。

二分队,学员的年龄在15岁至18岁左右,中学文化程度,是学校组织对外宣传,组织校内小先生活动的骨干力量。辅导员为周宝琪。

三分队,学员年龄在14岁至16岁,多数学员是高小文化程度,少数具有初中程度。该队是学校组织政治、文化学习比较活跃的分队之一。辅导员为田永廉、戴蒲文。

四分队,学员年龄在14岁至15岁左右,具有高小文化程度,该队是学校组织政治、文化学习比较活跃的分队之一。辅导员为赵秋芙。

五分队,学员年龄在12岁至14岁左右,多数人具有初小文化程度,少数人具有高小文化程度。辅导员为王恭舜、黄静屏、王继仁。

六分队,学员年龄在12岁至13岁左右,文化程度大都是初小水平。辅导员为孙立枢、石明英。

七分队,学员年龄在7岁至10岁左右,有的已有初小一、二级水平,有的不识字,这是学校年龄最小的一个分队。辅导员为周荻、张玉瑛、张文。

十分队,是学校到达冀南故城之后,根据对外宣传工作需要新成立的一个分队。学员年龄大都在15岁至17岁左右,他们喜爱歌舞、音乐、戏剧活动,并具有一定的文化艺术才能,是学校对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战争形势的一支骨干力量。辅导员为王恭舜、晨钟。

学校进驻南岭后,先后从二队调出十名左右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同学,组成工学组,进行半工半读,指导老师是严饨主任。

在学员中经过民主讨论,建立起五种生活制度。

(1)早操朝会制度。学员每天起床、漱洗、打背包、出早操,分队长或辅导员队前讲话,布置一天任务。

(2)饭前列队制度。饭前按分队集合,列队唱歌,分班进餐。

(3)学员离班、离队或离校,均须请假,得到批准后,方可离班、离队、离校。

(4)群众纪律检查制度。行军每天检查一次,驻军时,每周检查一次执行情况。

(5)生活检讨制度。每周一次,周末举行,着重检查个人,本分队和本校各部门在一周中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由于全校师生建立了各自的自治组织,执行了民主生活制度,在学校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出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局面。

二、五千里“小长征”

解放战争初期,敌战态势,敌强我弱,我军在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中,战线推移瞬息万变,学校随军跋涉,处于非常险恶的环境之中。先后经历北撤、西突、东进、南下五次大行军,突破四条封锁线,行程五千里,被人们誉为“小长征”。

第一次行军。1946年9月初,苏皖边区政府决定五校合并。9月13日,华中干部子弟学校在阜宁金韩庄完成组建任务的当天,立即组织北撤行军。雪枫干部子弟学校(雪枫服务团)撤退到苏北时,情况已十分紧急,部队要求学校当晚必须“冲过清江城,否则就要被(敌军)切断去路”。过了清江城,随即向山东北撤。此时,正是“苏中七战七捷”之后,敌人疯狂反扑,气势汹汹,  战争形势十分险恶。全校师生员工轻装出发,途经江苏阜宁、涟水、灌南、沐阳、山东郯城、临沂、沂水等七个县,突破敌人设置的陇海铁路封锁线,历时两个多月,于11月23日到达沂水休整。

第二次行军。1946年12月,蒋军侵占陇海铁路东段一线。1947年1月开始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学校奉命2月12日从沂水大夼庄和柳泉村出发向西突围。途经沂水、蒙阴、新泰、泰安、平阴、聊城、临清、夏津、武城等8个县,突破了敌人的临芜公路、津浦铁路、黄河等三条封锁线,历时两个多月,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故城县休整。

第三次行军是在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时期,战争已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全国战争形势出现了转折。1947年10月初,我军解放济南,学校奉命东去山东临淄集中,途经枣强、临邑、南河、惠民、合浦、博兴、临淄等七个县,历时一个多月,于11月底进驻山东临淄张家庄休整。第四、五次行军是我军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之时进行的。1949年3月,学校奉命乘火车南下,途径济南、徐州、宿迁到达淮阴休整。10月再乘船渡江,打着腰鼓,唱着凯歌,进驻南京。

学校的第一、二次大行军是在我军处于战略防御与敌鏖战之时进行的,是五次大行军中最艰苦、最困难、最危险的两次,其特点:

一是环境险恶。第一次大行军由苏北向山东撤退,正面有陇海铁路封锁线,南边有国民党军队追逼,隆隆炮声不绝于耳,空中还常常有敌机骚扰。学校经过高沟镇的,正准备过运河,两架敌机对着运河渡口,轮番轰炸扫射一个多小时,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第二次大行军,形势更为险恶,国民党在全面进攻受挫之后,被迫改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是重点进攻的地区之一。他调集了30多万军队,进行南北夹击,南有张灵甫等八个整编师,向北进犯到临沂一线,北有李仙洲率领三个军由济南南下,侵占莱芜、蒙阴、新泰一线。山东东临大海,敌人从西、南、北三面把我军团团包围,妄图将我军歼灭于沂蒙山区。当学校通过沂蒙公路上的青驼寺镇时,我军主力正从临沂方向大踏步的向北推进,准备还击北路敌人,实施莱芜战役,只留少量部队,阻击临沂一线的敌人。临沂到青驼寺镇不到50公里,如果防线被突破,敌人凭借他们具有的机动能力,两、三个小时内就可能把我们堵截住。过了青驼寺后,向西还要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和黄河封锁线。当时,由于黄河大队浩浩荡荡,日夜兼稳门西推进,敌人误认为这是“共军”,主力门西突围,一方面加大南北夹击封堵的速度,敌人南北之间的距离,最近处曾只有几公里;另一方面强化空中打击,敌机不间断地跟踪扫射,迫使我们不得不改为夜行军,为了抢渡黄河,最多时一夜行军一百三十里,这个行军速度,对一群十三、四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的小兵来说,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生活艰苦。解放战争初期,新四军和新四军所在的几个解放区的党、政机关,绝大部分都先后撤退到了山东,山东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支援人民战争,但毕尽僧多粥寡,供应出现严重困难。学校进入山东的初期,还能吃到煎饼、小米,后来基本上是有什么吃什么,地瓜干、胡萝卜、黄豆、大枣……等等,这些东西南方人不仅吃不惯,而且吃了上火,引起一系列病症。学校到达沂水已是11月底,北方天气已经很冷,全体师生还穿着单衣,盖着单被,很多人被冻得伤风、咳嗽。地方政府和群众忙于前线供应,学校利用休整时间,动员师生自己缝衣缝被、渡过寒冬。行军最需要的是鞋子,但能领到的都是成人鞋,同学们穿上不跟脚,只好用绳子捆绑在脚上,穿这种鞋走沂蒙山道,爬山涉水,磕破脚趾,磨出水泡,成为普遍现象。第二次大行军开始,正是春节刚过,天寒地冻的时候,许多同学脸上、手上、脚上冻起了冻疮,由于缺少治疗条件,有的就感染溃烂,疼痛难忍。

三是连续奔波。第一、二次大行军,由于敌情紧急,天天行军每次大军连续时间都在一、两个月,没有休整时间。脚上磨起泡了,晚上挑破用热水洗一洗,第二天接着走路,日复一日,小泡变成大泡,水泡变成血泡,渐渐由点到面,连成一片,每到晚上洗脚脱鞋时,血水粘着鞋袜,撕心裂肺的疼痛。有些小同学由于困倦和怕疼,干脆穿鞋而睡,老师和大同学,只好在他们睡熟后帮他们处理。尽管是冬天,每天行军却会出几分汗衣服时干时湿,既没有时间洗澡,也没有衣服好换,时间一长,寄生虫就乘虚而入,危害最大的是虱子,学校先后数次暴发斑症伤寒。由于连续行军,发生疾病也无法即时治疗。据师生回忆,在几次大行军中,由于行军劳累,生活艰苦,严重营养不足,加上生病没得以及有效治疗,先后死去的师生近十人,他们中最大的只有二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现实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行军生活,是同学们正确地认识战争、认识社会、认识社会人群、认识自我,锻炼革命意志,培养革命精神的大课堂。

同学们经过行军生活的磨炼,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当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蒋军必敌,我军必胜”,“打倒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在行军整个过程中,除过封锁线禁止谈话外,始终保持“一路行军一路歌”的活跃气氛。艰苦奋斗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通过讲故事和表扬好人好事,学习英雄事绩,学习革命前辈的榜样,学习战士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的无畏精神;当时学校有两个八岁的小同学,坚持自己随队行军,让出民夫的车子给病号和其它小同学坐,学校领导几次在队前表彰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印象很深。行军虽然十分艰苦,但在可能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一些政治文化学习,针对行军中的一些认识问题和必备的行军知识,老师和同学编了很多的歌谣,如“前进歌”“爬山头”“山东好”“鸡”“行军纪律歌”“夜行军歌”等。在长期的行军生活中,大家感受到最深的、永远难忘的是团结友爱精神,在敌机俯冲扫射的时候,老师以身体掩护同学,大同学以身体掩护小同学;当病号和小同学走不动的时候,相互抢着帮助背背包或搀扶前进;当有人生病的时候,大家千方百计地给予照顾和安慰,如此等等,形成一个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师生情谊、同学情谊。正因为如此,学校充满着一种家庭式的亲情和温暖,学校的内部的称谓上也反映这种特点,同学们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小同学称大同学为“哥哥”“姐姐”。

三、学校的根本任职是“为战争”“为建国”培养和储备人才

学校成立之初,上级领导就明确提出,要把在战时培养干部作为“历史任务”,“为战争”“为建国”培养和储备人才。学校领导经过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必须以这个要求,作为学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若干个学校合并组成的,他们中的有些学校,曾经就是干部培训班,或具有文工团性质的单位。淮南军政干部子弟学校,1943年就开始举办干部培训班,又称半塔军事政干部学校,主要招收新四军二师中,文化较低的年青基层干部、战士和到后方休养需要提高政治文化水平的伤病员、还有从津浦路西和浙江四明山区转来的青年干部和小游击队员。1946年北撤的初期直至1947年到达河北故城时,华干的学生中,仍有一批淮南“干部培训班”的年轻干部及战士。雪枫干部子弟学校在北撤开始时,军分区党委正式决定把学校改编为“雪枫战地服务团”“属部队文工团性质,学员仍享受战士待遇不变”并按照战时文工团的要求,进行了建制调整和人员的配备。

为了落实“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人才的任务,学校领导根据战时学校的特点,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学习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在为战争、为社会服务的实践中,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学校先后抽调十名左右,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学员,组成工学组,实行半工半读,协助老师组织社会工作和在低年级担任小先生以及对小同学的生活管理。为了适应频繁的演出任务,提高演出水平,强化对文艺宣传的领导和管理,学校特从各队抽调了一批文艺骨干组成十分队,他们除参加学校的一般学习外,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先后演出了一批颇受群众欢迎的歌舞和话剧如:“翻身大联唱”、“白毛女”(片段)、“军民一家人”、“豫北大捷”、“送郎参军”、“张德宝归队”等等。在十队的这些同学中,后来有些人被送到新安旅行团(华东野战军第三文工团)从事文艺工作。

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各种社会工作,面向群众、面向实践、接受教育和锻炼,规模最大,受教育最深的是参加当地的土改斗争。

经过一年多(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的鏖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入蒋统区。新的战争形势,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地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以便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更多更大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1947年9月,学校驻在冀南故城县南岭踪。为了更好地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全校师生员工掀起了学习《土地法大纲》热潮,《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反对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革命纲领。通过老师讲解、个人自学和集体讨论,众多学员开始懂得,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是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关键;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通过学习,在认识提高的基础上,师生们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参加这场农民的翻身解放斗争。学校领导根据实际情况,以不同形式组织师生参加土改斗争。

一是抽调一部分师生脱离工作学习岗位,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土地改革工作队,深入农村农户访贫问苦,发动受苦农民起来诉苦,控诉地主罪恶;组织农会和贫农团,没收地主土地,惩办恶霸地主,将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发动农民“支前”、“保田”。

二是组织部分师生半脱产,参加地方政府组织的驻村土改工作组参加本村全过程的“土改”工作。

三是组织部分师生做土地改革宣传工作。通过歌咏、标语、墙报、秧歌舞、演戏等方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宣传变革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宣传《大纲》规定的阶级划分标准和各种政策界限;报导各地“土改”斗争情况,宣传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农民的事例,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发动农民参加“土改”斗争。

四是部分年龄小的学员留校学习,不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只参加诉苦会、斗争会、“参军保家”等集体活动,从中接受阶级教育。

通过学习和锻炼,同学们的政治文化水平有明显提高,特别是实际工作的能力有显著的增强。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和建国初期,学校调出支援战争和参加新政权建设的师生,先后有五批,计200多人。

1946年11月,学校北撤到达山东沂水大夼庄之日,正是我军与敌鏖战,缴获大批美制武器装备之时,根据前方要求,学校抽调陆惠江等师生10余人,参加新武器新装备的使用培训工作。

1947年7月,是我军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之后,转入战略反攻时期。为适应我军开拓新区的需要,学校抽调江北然等师生40余人,奔赴前方;参加新区政权建设工作。

1948年元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参加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解放斗争。学校抽调金畅如等师生30余人,参加新区的开拓和巩固工作。

1948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党中央号召向全国进军,夺取全国胜利,学校根据前方需要,抽调郑惠枫等师生10余人,随军出发渡江作战,进行新区城市接管工作。

1951年,全国解放后,各级党政机关需要干部开展工作,学校抽调100余人,参加华东各级政权的组建、巩固工作。

除调出后直接进入工作岗位的师生之外,从1950年至1952年约有200多名初中文化程度的同学,先后转入团校、同济高工等技术专科学校,经过一段学习后,进入工作岗位。

四、华干育人工作的特点和基本经验

华干作为一所战时学校,必须以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学员的政治、文化基础为依据,从实际出了,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来组织育人工作。在这个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经过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办学道路,摸索出一套成功的育人经验。这条经验就是“一个为主,三个结合”。

“一个为主”就是:学校在开设的诸多课程中,以政治理论课程为主。在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和整个教育过程中,都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要培养为战争为建国服务的人才,其根本要求就在于使受教育者必须具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和辩证灵活的工作方法。在战争环境中,要实现这个要求,必须以政治教育为主,以文化教育为辅。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以三种方式来分别进行的:一是政治理论的课堂讲授,二是思想问题的政治辅导,三是组织学员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这三个方面,在学校里虽然都是分别进行的,但所起的育人作用却是相辅相成的。

“三个结合”,就是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课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1、学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

学校开设的各种课程,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学校在各分队开设过的有“社会发展史”、“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方面的课程内容;第二类是各分队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开设针对性强实用性强的文化课程。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学校使用的教材大部分是教师自编的或是师生合编的,一部分教材是教师选用的。

学校组织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常用方法基本上是两种:一是教师在讲授文化课时,除了讲授各学科的科学理论知识以外,凡是可以增加政治内容的,都增加了政治内容。例如,在历史课程的教学中,学校选用了“近代史”,教师在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实中,反复讲解近百年来,清、蒋王朝的政治腐败及其罪恶统治,历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史实和统治者的丧权辱国,祖国的河山破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等鲜活情景,以此来激发青少年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斗志,以此来逐步树立青少年的革命人生观。二是在行军中或在驻地休整时,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师生,针对当时当地的战争实况、党的中心任务,以及校内外群众的思想状况,创作顺口溜、快板诗、墙头诗、山歌、小调、宣传小报和活报剧等文艺作品,自编、自演、自唱,这样,既活跃了大家行军中的政治情绪,又鼓舞了大家克服艰难险阻、风雪饥寒的信心与决心;同时,通过文艺作品的创作,还学习了与创作有关的文艺理论知识,学习了创作有关的政治历史知识,有些师生的创作的好作品,还被学校选作了教材。

在强化政治教育的同时,学校也十分重视文化知识教育。即使在十分艰难的行军中,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创造了很多适应行军特点的学习方式。为了识字,在前面同学的背包上挂一块牌子,写上几个字,边走边读;自办“满天飞”版报;晚上睡觉时,相互猜成语故事等。当时学习条件非常差,没有课堂,更没有桌椅,就以蓝天大地为课堂,没有笔就用鹅毛管、芦苇杆自制自来水笔,没有纸就做用树枝在地上写字,作算术。

2、课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开不开设生产劳动课程,对学员进不进行生产劳动教育,这是区别新旧学校的重要标志。学校开设生产劳动课程,对学员进行生产劳动教育,这对旧的传统教育来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学校对学员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十分重视,在行军中,经常有计划地组织师生下厨房帮厨,运粮运草,挑水做饭。在驻军休整时,由于生活稳定的时间比较长,学校组织生产劳动的内容、规模比行军中的劳动规模大,内容多,收获也更多。

1946年9月,学校从两淮北撤,时值夏季,轻装行军,未备棉衣。11月到达山东后,进入冬季、寒气逼人。为减轻人民负担,又使师生安全过冬,学校动员全校师生,人人动手缝制棉衣。先后四次组织剪裁缝制棉衣393套、单衣271件、单裤405条、棉背心64件。学校在组织缝制棉衣的同时,发动师生打草鞋、缝制棉鞋、单布鞋、纺羊毛线、织毛衣、织毛袜、打手套等。

1947年4月,学校到达晋冀鲁豫边区故城县。由于敌人的封锁,连年的战争,本地区物资十分缺乏。学校组织师生拜农民为师,向群众学习种蔬菜、生豆芽、制盐巴、磨面粉、舂小米。与此同时,学校还组织师生员工分别深入农户了解贫下中农和军烈属的具体情况,帮助他们解决春种、夏收、秋收劳动力缺乏的困难,每季耕种和收割的庄稼约在550亩左右。其中为军烈属挑水1800余担,进行了干旱播种,砍柴1000余斤,解决他们缺柴煮饭的问题。

通过生产劳动实践,在师生中树立起“劳动创造世界”、“不劳动者不得食”、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新思想新观点;更进一步理解到生产劳动与分配与剥削与享受与无偿占有与无私奉献等等的真正涵义,以及其中存在的应兴、应废的种种关系。同时,培养了师生们的生产技能,劳动习惯;还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3、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建校之初,学校就在师生中强调指出:学员在校听课是学习,面向社会实践也是学习。学校老师授课是课堂,参加社会活动,为社会服务,向群众学习,更是大课堂。按照这个认识与设想,学校在切实抓好学员的政治、文化教育的同时,根据战争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的需要,经常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工作,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通过实践增知识长才干。

学校除重视行军和参加土改斗争这样一些重大的,集中的实践活动,对学员进行教育和锻炼以外,同时,也注意在日常支援前线,为战争服务的实践中,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和优良品质。

在1946年到1947年,敌军进攻,我军战略转移时期,解放区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之中,物资十分困难。为减轻人民负担,学校组织师生劳动,创造财富,节约资金支援前线。仅在1946年缝制冬装中,就节约制作费用859700元,其中拨出297700元支援前线。1947年,学校在河北故城休整时,组织师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节约生活费用150万元,支援前线。

在驻地休整时,学校把协助地方政府发动群众为战争服务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工作。开展这项工作时,有的是老师们配合地方政府进行的,如整顿地方治安,入户动员参军、安抚军烈属等等;有的是组织学员进行的,如组织歌咏、舞蹈、戏剧晚会等文艺宣传活动。

在开展动员“支前”工作之前,或在开展动员工作之后,学校师生都深受教育。工作之前,师生们学习了党的农村工作有关方针、政策,深入了解“支援前线”和巩固后方的意义,以便开展工作;工作之后,学习工农群众在“支前”和“巩固后方”斗争中,涌现出英雄模范人物的坚定阶级立场,无私无畏、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朴素坦荡的生活作风。

 

结束语

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组建的一所战时学校,它在战争中诞生,在战争中、在社会实践中实施教育,历时三年多,取得了丰硕成果:

为战争、为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批人才在战争时期,无私无畏、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在建国时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论在什么岗位上,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在他们中,有的已成为党和国家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军队的军、师、团指挥员,经济部门的企业家、工程师文化教育部门的专家、教授、作家、导演、乐队指挥,卫生部门的院长、医师、主任等等。

创造了“一个为主,三个结合”的战时育人的方法和经验。这种教育方法和教育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和启迪作用。学校教育工作,就是育人工作,首先要解决好怎么做人,做个什么样人的问题,这是教育工作的目的。如果不重视政治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文化知识虽高,思想品质、精神状态差,长久以往,我们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培育了一种在严酷战争环境下形成的革命精神和具有华干特点的一些优良思想品德。表现是为突出的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全心全意为劳苦大众,为人民的翻身解放而奋斗的决心,勇于战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以及团结友爱,诚实坦荡的胸怀。这些优良的政治思想品质,是在先烈们的榜样,人民的哺育,长辈们的革命传统,长期的战争和丰富的社会实践以及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中,不断熏陶和磨炼,逐步形成的。时代发展的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品德,仍然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更好地发扬光大。

华干的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她像一曲历史凯歌,始终伴随我们,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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