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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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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共和国风雨 1 来到武汉  

2009-09-17 17:03:38|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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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共和国风雨<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1 来到武汉

 

父亲在河南工作了大约1年的时间就调离了。 19504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父亲被调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任副部长,部长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黄琪翔兼任,实际日常工作由父亲主持。从此父母亲在武汉一直生活了30多年,直到1984年离开武汉到北京。

父亲来到武汉后,首先就是得招兵买马,当时除了一直跟着父亲工作的那几个人,如尤复三、谭利庵、陈龙桂、李树清、魏亚洲等,又从北京调来了几个学习法律的学生,再后来黄琪翔介绍来一个处长,这样,父亲的司法队伍里增加了新鲜血液,这些就是当时的骨干力量了。当然还有我的那位表叔,他仍然是做后勤杂务,这虽然算不上骨干,但也是机关内不可缺少的工作。

在武汉,父亲有了专车,可那时自己的人没有谁会开车,只好从社会上待业的旧职人员中找了一个来当司机(此人在三反运动中因多报领汽油拿出去卖而被开除了公职)。父亲又有了两个新的警卫员,而原来的两个老警卫员李树清被派到武昌在江边的一个地方举办司法干部培训班,而更年轻一点的魏亚洲则被调到了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

解放之初,有的干部满心想的是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式的太平生活,我黄梅表姐的丈夫、老红军翟万宝就是个典型。但在父亲等一大批老革命看来,新中国的建设才刚刚开始,距离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还差得很远。已过天命之年的父亲尽管身患高血压,但仍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时他吃住全都在机关,基本不回家。

50年初到548月,我在武汉生活了5年多,大部分时间我又都是住在学校里,因此与父亲见面的时间就更有限了。但我还是从与父亲有限的接触中,从他的同志们交谈的之言片语中,从母亲给我传递的点滴信息中了解到一些父亲所从事工作的内容,感受到了父亲对所从事工作的热爱和他的忙碌。

新政权建设的一切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他们一方面要废除旧政权的一套法律和法令,同时又要建立新的司法制度和秩序。从一些资料当中我看到,当时他们颁布了公证的办法,关于陪审制度问题的意见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我还听到他们在讨论有关遗产权、债务、什么是五代血亲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现在看来都已经是常识问题,但在当初却都是他们为此而争论或为此向上级请示或因得到了上级认可而兴奋不已的的大事情。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回来到他的办公室,正碰上有个穿军服的人在那里与他谈话,我没有进去,就在他办公室的外屋坐下来等,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是关于如何解决一位部队高层领导的婚姻案件。那时这个问题很普遍,解放了,安定了,一大批干部提出了与乡下老家的妻子离婚,理由很多,有的堂而皇之就是要求解除包办婚姻,还有的虽然不是包办婚姻但长期分离没有感情也要求离婚。以我当时一个少年人的心理,既理解那些想追求幸福生活的干部,又同情那些无辜的乡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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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95311月摄于汉口。此时他是武汉市政法委员会的副主任,工作十分繁忙。

< xmlnamespace prefix ="w"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word" />1952年底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之后父亲被调任武汉市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武汉市委书记兼任),一直到1954年底。这两个岗位都是解放后政权建设的两个重要岗位。

1952年在全国司法机关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的司法制度应不应该全盘否定是当时运动的主要争执焦点,父亲发表了一个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的意见,说要吸收旧法中合理的成分,要尊重一些懂业务的旧司法人员等。但是,这样的意见与运动所要达到的 “彻底改造和整顿司法机关”、“使它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纯洁起来”、“不作旧法观点的俘虏”等目标大相径庭,于是运动后期父亲受到了当时《长江日报》不点名的批判。

这个事情也是父亲在政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若干年后我听母亲说当时父亲为此很苦恼,虽然在党的会议上做了检查,但心中并不服气。他固执地认为,那些危害社会的刑事案件不是政治问题,不是阶级斗争问题,完全可以吸取旧法中的合理成分。

来到武汉后,母亲在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担任一名司药,行政定级是17级。父亲和母亲仍住在父亲的办公室,妹妹进了中南育才干部子弟小学住校,我和奶奶还有表叔表婶住在一个叫“吉庆里”胡同的机关干部和家属宿舍。那里有一栋一栋二层小洋楼,里面客厅也用木板隔开住着人,每栋楼里面除了住两或三家干部的家属(刚进城能带家属的干部并不多)之外,其余房间就是住着年轻的单身干部。记得在这样的小洋楼的楼下我们把一大间朝阳的房子隔开后,奶奶住外屋阳面,里面就是表叔和他的妻子住,我这位表婶就负责照料奶奶。而我则住在楼上拐角的一间大约45平米的小屋里。

武汉市给我的印象与开封市是完全不同的。千年古都的开封让我感到的是既新鲜又亲切,而武汉市这个更具现代气息的城市,却让我不舒服不自在。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灯红酒绿、高楼大厦,还有西装革履的男人和时髦女人,这一切让我从思想上反感,让我联想到的是剥削阶级啊、腐朽堕落啊等等。不仅我一个人对这座城市抱着怀疑甚至抵触情绪,我看当时我们同来的人也没有好感。记得那是来武汉后不久的一天,我第一次与李树清夫妇、魏亚洲、表叔、表婶还有几个人一起到汉口的中山公园游玩,我们看见有女人烫着头发涂着口红穿着高跟鞋旗袍,李树清和魏亚洲两个人就你一言我一句地凑了个顺口溜:“烧焦的头发吃死孩子的嘴,撅着屁股光着腿,一扭一扭象个鬼。”这个顺口溜得到了我们几个人一致的认同,他们俩也为自己编出了这么好的“诗”而洋洋得意。

1951年初我被安排到武汉一中上初二。看周围的同学,他们一个个穿着可体的制服或夹克衫,梳着小分头,有的还涂了头油,有穿回力牌球鞋的,有穿力士胶鞋的,还有的穿着皮鞋,这样的服饰让我很瞧不上,以我当时的审美观,我认为还是农民或者新四军那种宽松又朴素的衣服最好看,我以我的那身统一制式的灰色棉衣为光荣为自豪,可我是孤立无援一个人。当时在学校动员参军参干,我就想,我早就参干早就参军了,现在还得跟你们混在一起!就这样,我看不惯一些同学,一些同学也看不惯我,我与大家格格不入。有一次老师上课时讲到四大世界文化名人,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人物,这也让我反感,我想,怎么没有马恩列斯毛啊?!

这个时期自己虽然年龄不大,但长期在解放区和雪枫干部子弟学校的经历,在我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许多牢固的共产党人的观念,如我们的理想是要消灭私有制,将来没有穷富之分,没有剥削与压迫,要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还有,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有组织的人,都是国家的孩子,我们的一生都应当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党和革命的需要等等。可是,在武汉一中我感受不到这样的气氛。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陌生。学校就是那样上学回家上课下课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我很孤独,很压抑,我无处诉说自己的苦恼和困惑……这样勉强上了一个学期,我转学到了郊区的武汉二中,这里的学生穿着虽然比市内学生朴素一些,但我也还是不能适应。

于是我找父亲说:“学校里都是些公子少爷小姐,我跟他们合不来,我觉得很别扭……”我提出转学,“我能不能转到工农速成中学啊?我还是到那样的学校读书好。”

父亲很理解我的苦恼,他让我去找了当时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潘梓年,潘梓年部长根据我的叙述就给我写条子给速成中学的校长王自申,就这样,我转到了武昌中南工农速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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