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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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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为了新中国 1 在淮阴  

2009-09-13 10:02:30|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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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阴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蒋介石企图阻止共产党参与对日军受降,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原地驻防待命”“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这样的“命令”我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新四军和八路军都是就近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共产党的地盘一下子就扩大了很多。

1945年底我在淮阴市。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淮北、淮南、苏中、苏北四大解放区连成了片,四个行署决定合并为苏皖边区政府,地点设立在苏北的淮阴市。苏皖边区政府的主席是原来苏北区行署主任李一氓,副主席则有原淮北、苏中、淮南行署主任刘瑞龙、季方、方毅等几人。苏皖边区政府也设立了高等法院,院长是由副主席季方兼任的,父亲担任副院长。

于是,我们全家除了姐姐徐舒之外也都跟随父亲来到了淮阴市(当时亦称为清江),与我们同来的还有大姑的小儿子,比我大三四岁的黄斌表哥。此时,黄梅表姐的大弟弟黄图已经参军,在新四军四师的部队。

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淮阴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县城,但当时在我们心目中认为这就是城市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城市,有记忆以来我一直在农村生活,所以淮阴城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记得淮阴城里有个很完整的城墙,城里热闹,而城门外就很荒凉了。我们住的地方是“农民银行”的一个后院,紧挨着“农民银行”还有个“建设银行”。出了大门是淮阴的正街,大约有四、五米宽,是石板铺的路,很干净。在路的两旁都是铺面和餐馆,街上的人来往很多,很是热闹,我感到大开眼界。记得城外还有一条护城河,在河边有个叫做“十里长街”的地方,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贸市场,隔几天就会有一个大集。

大约从1945年底到1946年6、7月,我们在淮阴(即今淮安市)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是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

组织上分配母亲到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大众医院继续作司药工作。这个工作在许多人的眼里也许有些枯燥有些太过平凡,但母亲觉得自己年纪大身体又很差,特别是在国民党集中营被困了四年多,比其他同志不论从思想上还是工作能力上已经落后了很多,她觉得能回到自己的队伍里与同志们一起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不应该再挑三拣四。也有人劝她就做个家属跟着父亲,但她坚决不同意。母亲从少年时代就追求女子自立自强,这是她一生都没有改变的信念,即使是命运给了她再多的打击和捉弄。1950年姐姐刚结婚时,母亲给她写信,鼓励她一定要坚持工作和上进,信中写到:“你说不愿意依靠任何人是对的,不提高自己什么都是假的。……我宁愿做一个小勤务员也不愿意吃家属饭……由西安回来后,我下定决心求进步,把你弟弟妹妹送到公家学校,我个人从头开始做医务工作。由于年纪大的关系,什么都进步慢,但工作也是不愿意落在人后,以至于每天疲劳得连信都不愿意写……”

在淮阴,我和妹妹被送到了当时淮阴市的模范小学清江小学读书。通过测试,让我插班到了四年级,妹妹上了一年级。这里的教学是很正规的,我虽然没有正规上过多少学,但有爷爷教我的基础,在这里也并不落后多少。

我在清江小学大约读了不到半年,许多事情都淡漠了,但令我难忘并且长时间引以为自豪的是上美术课我总受到老师的表扬,在清江小学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画画似乎特别有天赋。记得那时我画了一棵大葱,被老师作为优秀作品放在了学校的走廊里向全校展览,这使我大受鼓舞,画画的兴趣大增,并自认为很有才能。遗憾的是,虽然后来这份“才能”也有所表现,但最终还是没有发挥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亲各自住在自己的机关里,我与7岁的妹妹还有13、4岁的黄斌表哥则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当然父母亲有时候也到我们这里看望。

在这里,我认识了时任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并且兼任高等法院院长的季方和清江大众医院副院长的钱纳仁夫妇,他们分别是我父母亲在这个时期的直接领导。

季方在解放区的地位很特殊。人们知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科班出身的军人,做过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副官,但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指导员的正规身份组织起一支抗日力量,最后却把这支力量交给了共产党;他在边区政府内既有民主人士的身份,又不同于一般在政府里任个闲职的那些民主人士,是个担任过共产党领导的苏中四分区司令员和苏中行署主任的民主人士。当然,这样的个人历史和复杂身份我当时一个10岁的孩子是弄不清楚的,那时候在我心目中,只看到他年纪比我父亲大许多,知道他是个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是边区政府的首长,是法院的院长,是父亲的领导,所以我对他很敬重。不过,那时候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虽然对民主人士很敬重,但并不亲切。等我长大一些之后,父亲大概是担心我在季方面前会有什么不礼貌的言行,所以他曾对我说:“季老是很有贡献的,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史上总是站在了革命的一边,你要尊重他。”成年之后,我又知道,原来他早就参加了共产党。

那时季方一家三口住在大院朝马路那个门洞上面的三间小屋里,算是住的楼房,我和妹妹还有爷爷奶奶住在后面的两间平房里。季方在我们住处的东边院子里利用空闲地种了不少菜,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西红柿,至今我还记得吃到嘴里一开始那种味道怪怪的感觉。这是我在淮阴住的这半年时间里,季方留给我的最深印象。

相比之下,当时他的夫人钱讷仁在我这里留下了更深的印象。钱主任——当时大家都称她为“钱主任”——比母亲还大几岁,当时在边区政府机关里也属于年龄较大的妇女,乍一看她矮矮瘦瘦的小个子,一双解放脚,并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要不了多久就会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威严和力量。这种威严和力量来自她那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高贵品格和自信,来自她是当时解放区的医疗权威,来自她对所有病员真正负责任的精神和工作中那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她是1928年上海同德医学院妇孺产科系的毕业生,1938年随季方参加抗日战争,当时人们虽然不很清楚这个历史,但都知道她是大学生,是与我们自己的那些“土产”大夫不同的“科班出身”的大夫,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员。

开始母亲对她的印象并不好,看不惯她动不动就“训”人,不仅“训”工作人员也“训”不按她要求做的病员。后来,母亲觉得她“训”得都有道理,因为那都是必须要纠正的事情。而且更让人心服口服的是她总是能做到以身作则,并不是对人严对己松的人,母亲因此对她由衷地信任、佩服和尊重。不仅是母亲,当时所有的人都会对她产生一种又爱又怕的感情,即使我们这些小孩子也能感受到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由于父母亲与他们夫妇共事,自然两家的孩子也感到亲近,我和妹妹还有黄斌表哥经常与他们7岁的独生女季明一起玩。季明与妹妹同龄,是清江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当时的季明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被她那样一个大学生母亲收拾的干净利落又“时尚”,成了我们在高等法院家属宿舍院里的一个小“模特”,我记得母亲与奶奶多次议论想照她的穿着给我和妹妹做衣服,但具体做了什么忘记了。当时我们在院里的玩伴不多,男孩子有三四个,女孩子好像也是三四个。我们经常玩的游戏主要是拍皮球,一个人拍,别的人数,看谁一次拍得多,而我虽然年龄大一些,却总是拍不过妹妹和季明她们几个女孩子。我们几个男孩子最愿意做的事还是骑上在我们西院里一位叔叔养的的那只大山羊,用羊角去抵她们几个女孩子,看她们被逗得嘻嘻哈哈又吓得吱哇乱叫满院子跑的样子,我们觉得自己真是很威风。

若干年后,季明成了我的妻子,父母亲的老战友季方和钱讷仁就成了我的岳父和岳母。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是我童年时代为时不长的一段安定生活,因为不久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年内战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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