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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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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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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皖南事变之后 9 母亲在国民党西安集中营  

2009-09-12 11:10:42|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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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母亲在国民党西安集中营<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我跟着爷爷奶奶在解放区的那段时间,正是母亲被在国民党西安集中营的时候。

在永城县内与母亲同时被捕的还一些人,譬如县政府的保卫科长侯杰,但大家谁也不说话,都装作不认识。

当见到那位在县政府做过收发员的叫王瑞的年轻姑娘时,母亲心里一惊,因为这人经常去给父亲送文件,所以与母亲还比较熟,可她不是党员,平日里大大咧咧,说话口无遮拦,这样一个人能顶住敌人的恐吓利诱压力吗?后来的事实证明,她不仅没有出卖母亲,而且对母亲还有帮助。

那次国民党从安徽河南交界处逮捕大批新四军和共产党的嫌疑人,集中起来大约有几十人,准备经洛阳然后转送西安。

在国民党骑兵队伍押送的这支队伍中带孩子的不只母亲一个,只不过别的孩子都比小弟弟大。长途跋涉,夜宿晓行,每天吃一顿或是两顿饭,有时甚至一天只给一顿浆糊一样的面条。路途中,孩子哭,大人叫,走了没有多久,这支疲惫的队伍中就开始出现了病号。

母亲的奶水越来越少,弟弟吸不出奶来,有气无力地哭着,哭得嗓子都哑了!后来母亲惊恐地发现,奶水完全没有了!在同路女难友的帮助下,她们用水冲了那“浆糊”喂给小弟弟吃……

终于到了洛阳城。母亲她们被押解到一个挂着“西北劳动营洛阳招生办事处”牌子的地方,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小弟弟没有奶吃,几乎停止了生长,终于他发起了烧,虽然洛阳城有医生,但母亲没有钱。又要启程了,这次是乘火车去西安,母亲不顾押解人员的反对,执意不肯扔掉已经不再啼哭奄奄一息的小弟弟。火车开出三站,小弟弟咽了气。时值盛夏,母亲抱着死去的小弟弟哭得死去活来。最后,押解人员从母亲怀中夺过已经死去的婴儿从飞驰的火车上扔了下去。

我的从一个月零四天就跟着母亲被捕,艰难地活了不到四个月的弟弟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母亲。

母亲几乎从不主动与我们谈起有关小弟弟的事情,有时在我和姐姐的询问下,她的回答总是简洁到冷淡的程度。小时候父亲不让我们多问,我也知道那是使母亲伤心的事情。成年后,看了母亲的那些自传材料,我才知道因为小弟弟的死,母亲曾经一度神经几乎失常。我只能想象着,没有奶水给婴儿吃,母亲是怎样的焦急!守着发起高烧的孩子又没有钱去看医生,母亲是怎样绝望!小弟弟被扔下火车,母亲曾怎样肝肠寸断的恸哭!

<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六月十七日(旧历)母亲她们被押解到了位于西安西关老飞机场东侧的西北劳动营。所谓劳动营也就是集中营,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原来都设有集中营关押共产党的政治犯,只是因为国内国际社会多方指责,所以就把集中营改为劳动营,实际上是以学校的名义来行集中营残酷镇压之实。

劳动营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按照班、区队、中队、大队组成。除班长是由中队长指定的在押人员担任以外,其余均是委派的。中队以上还设有政治指导员,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另外还有主讲政治课的教官。在西安劳动营关押的都是共产党的嫌疑犯,也有各地去延安准备参加革命的青年和对现实不满骂国民党的人。证据确凿的共产党人则被送到另一处秘密监狱,据说凡是进了那个监狱的只有两条路:强硬到底被杀害,或是出卖组织和同志“立功赎罪”被释放。

劳动营的生活与监狱无大差别。母亲进去后与难友们一律穿着破旧的灰军装,吃着发了霉的小米,睡在铺着稻草和破毯子的通铺上,身上长满了虱子。开始是集中训练,每天要升降旗,要学习“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步兵操典”等等,还要向左转向右转立正稍息齐步走跑步走折腾三个小时。

恶劣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营养不良极度虚弱,常常是队伍集合起来站不多久,就会有人晕倒。母亲也几次晕倒。因为站得不标准还多次挨过教官的脚踢和殴打。

半年之后劳动营把这些人又分开专科学习,有“木工班”、“会计班”、“护士班”、“农艺班”、“泥工班”等。母亲被分到了“护士班”。

从河南被捕之后,敌人几次审讯,母亲一直坚持开始的供词:自己是个教书先生,丈夫是个商人,先是跟着一支由学生和国民党西北军的散兵组成的游击队想抗日,后来发现这支游击队内部有矛盾,而且都不信任自己,就离开了这支部队,现在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关于父亲原来那支游击队内部的大体矛盾情况应当说是真的,自然,这个失踪了的商人丈夫是假的……

小弟弟死后,母亲悲愤欲绝精神崩溃,她哭喊着:“我是共产党,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不活了!”可敌人并不相信她真是共产党。母亲所在的女生区队刚刚发生了一个女青年上吊自杀的事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劳动营为此不得不又请客又送礼,歪曲事实真相向各方面做解释。因此,敌人只道母亲是因为死了儿子过度悲伤而胡言乱语,反而怕她自杀而加强了防范。

那位王瑞姑娘给了母亲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在母亲万念俱灰病倒的日子里,她端水送饭无微不至地照料母亲:“大姐,您不能这样不吃不喝啊……”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她就劝慰母亲: “大姐,想开些,为了徐县长和孩子您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在王瑞与其他的难友的关心和劝导下,母亲终于又挺了过来。

母亲在那个“护士班”学习了一年多。这期间,母亲当然不能给父亲写信,怕暴露身份,而且也不知道父亲所在部队的行踪,她只是转弯抹角给我姥姥家的亲戚去信。姥姥家给母亲寄来了钱,钱虽不多,但母亲却总是与王瑞姑娘一起用。

后来,集中营接管了附近的一所小学,母亲和另一位也当过老师的难友一起被从护士班调过去教书,母亲的生活圈子大了不少,自由多了,特别是能接触到天真无邪的孩子,从孩子这里她能得到许多的快乐,也能听到一些信息,这使母亲对生活有了信心,她开始动脑筋如何离开这里。

再后来,母亲得知王瑞和集中营内的一位新闻检察处副处长好上了。这个叫幸文思的副处长人长得白白净净,戴着眼镜,言语不多,一身书卷气。母亲明白,这就意味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幸文思也是完全清楚的。王瑞又告诉母亲,幸文思是广东人,是曾留学日本的大学生,过去曾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被捕之后受刑不过自首。这个情况使母亲惊出了一身冷汗,母亲明白,能混上这样一个职务很有可能出卖过组织出卖过同志。

但接下来,母亲发现自己可能只是虚惊一场,幸文思并没有向他的上司报告什么,也从不主动向母亲打听什么,而是默默地给了母亲许多关照。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也象王瑞一样称母亲为大姐。“大姐,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帮你离开这里!”不管他就是出于同情心还是另有怎样复杂的心理活动和动机,母亲能感受到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真诚的。

幸文思与王瑞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请假回河南王瑞的家西坪镇。幸文思说这是带出母亲的机会,要母亲请假与他们一起走。开始时母亲将信将疑,“这能行吗?”幸文思告诉母亲,集中营里派系关系复杂,相互之间也是拉帮结伙互送人情,可以利用这个情况试一试。于是,母亲就请假,说自己的婆母和孩子逃难在河南嵩山,也想跟他们一起回去看看。幸文思则找了他的两个在这里做教官的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为母亲做保,一起到教导处的姓洪的处长那里请假。而这位洪处长也是幸文思的朋友。后来母亲从王瑞这里知道,原来这位姓洪的处长过去也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变节自首。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人生耻辱使他与幸文思成了朋友。为了帮助朋友,姓洪的又到了集中营主任那里为母亲请假。集中营的主任当然知道从这里请假走了的人是不一定再回来的,但听听母亲的情况觉得就是不回来也无妨。是啊,一个小学教师,商人的妻子,入营时死了儿子神经失常,40岁的年纪了,强留又有什么意思?主任正在为有人不服从自己而挠头呢,现在有下属为这样一个妇女作保请假来找自己,主任何不顺水推舟送个人情!

19447月底,母亲随着幸文思和王瑞夫妇离开了西安集中营。

母亲与幸文思夫妇从西安来到了河南的西坪镇,一路上火车票住旅店的钱都是幸文思拿的。他们在西坪镇王瑞家一住就是四个多月。幸文思说现在兵荒马乱土匪盗贼也猖獗,没有可靠的关系送母亲回安徽宿县老家他不放心。此时母亲归心似箭,却只能咬牙等待。她既不愿意辜负幸文思的好意,同时,在她心底最深处,还有一个声音总在提醒,毕竟幸文思现在是国民党的人,不能轻信他,不是确有把握不能贸然行动。

终于有一天,幸文思告诉母亲,他已经将母亲回安徽宿县的路线都打听和安排好了,这是一条安全的路线,有了困难还可以找他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他要母亲到家后给他写信。

母亲日夜兼程往宿县老家里赶。当她确信自己已经完全脱离了幸文思的视线,完全是自由人的时候,她决定不去宿县县城。她没有按照幸文思指定的路线走,而改道去了河南的周口市。可是,在这里却证实了幸文思的告诫,母亲果真遭遇了土匪。土匪抢走了她包中的衣物和手里的零花钱,所幸是路费被母亲夹在月经带捆在身上没被抢走。

路途辗转,母亲来到了宿县城南的袁楼村,找到我邵葵舅舅家。在邵葵舅舅和党组织的帮助下,19453月,母亲终于回到了父亲和我们所在的淮北苏皖边区。

这是母亲最后一次见邵葵舅舅。半年之后,我的邵葵舅舅在家乡壮烈牺牲,他因代表党组织劝说一支伪军向我们新四军投降而在过程中被国民党和伪军活埋。母亲与邵葵舅舅从少年时就志同道合,他们先后外出上学,先后加入共产党,而且,舅舅还是父母的婚姻介绍人。邵葵舅舅的死更加使母亲感到与国民党之间斗争的残酷。

对幸文思和王瑞,母亲的内心充满了感激和歉疚。母亲曾对我说:“没有你文思舅舅,娘是回不来的啊!”我问:“文思舅舅现在哪里呀?”母亲沉默了,她看着远方,眼神忧郁而茫然。最后,她叹一口气说:“连我都没有真正信任他,他还能指望谁相信呢!他也许就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了……估计现在可能是也跟着去台湾了吧。”

少年时代的我为这位对母亲有大恩的文思舅舅感到了深深的悲哀。这个人因一念之差而不得不放弃曾经的理想,不得不生活在永远的遗憾之中。“人生南北多歧路”,人生的路走错了就难再回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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