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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第十章 抗日在豫东 4 统一战线下的政训处  

2009-08-23 05:57:57|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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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统一战线下的政训处<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地主家庭出身的刘之武感觉到了寿松涛对自己的不信任。他没有多说什么,认为既然自己出身不好,就不要在这么复杂的地方待,还是到共产党自己的部队去。于是,在寿松涛到蔡洪范的部队之后不久,他就离开了,到了彭雪枫、吴芝圃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原新四军游击支队)。当时虽然蔡部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相隔并不远,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彼此的工作都很忙,实际上父亲与刘之武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1942年父亲听说了他牺牲的消息。

为了培养敌后抗日骨干,在征得了蔡洪范的同意后,共产党就以政训处的名义在龙岗西边的菅沟、王石井栏等村举办干部培训班。活动是从1938年的9月份开始,到转过年来元旦前后日军对永城地区实施大规模扫荡的前夕结束,前后4个月左右的时间。

干训班的经费主要靠国民党永城县政府供给。学员是军事化生活,每天早上出操,上午下午上课讨论,晚上自习到10点多才休息。

永城本来就是个穷地方,加上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群众生活苦到了极点。干训班也同样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特别是寿松涛他们这些南方人,乍吃高粱面糊糊和窝窝头,十分不习惯,只是因为肚子饿得受不了才一点一点咽下去。到了寒冬季节,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大家就互相“打通腿”[1]睡觉,实在冻得受不了,有人就钻到老乡牲口棚的草窝里过夜。不过,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工作紧张而热烈,大家都感到乐在其中。

干训班以寿松涛的12名工作队员为基础,队长、副队长、指导员等都是由他们担任的。干训班共办了三期,培训了300多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父亲和王乔英他们从宿县带过来的五六十男女青年,永城县原教育局长、地方开明士绅王卓然(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在当地召集的一大批青年学生,还有蔡部的基层青年干部等。

干训班的这些学员此后大都成了抗日的骨干,当地的青年人多是回到了地方的区乡继续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的工作,宿县来的青年则大部分留在了蔡洪范的部队里工作,如爱民哥担任了王化荣团的教导员,父亲的本家孙子徐凤三担任了王化荣团一营的指导员。

这个干训班名义上是蔡洪范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名义上的领导是担任第三总队政训处处长的父亲徐风笑,实际的领导是寿松涛,是永城县的共产党组织。

干训班贯彻的是寿松涛的工作队从抗大带过来的一套方法,采用的的是抗大要求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教学内容也是抗大政治教育的内容,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运动史、群众工作、游击战术、部队政治工作等等。这些课程都由寿松涛的工作队员当老师。军事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徒手、队列、射击和游击战术。他们给学员教唱的也是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承担……”。

当然,父亲作为政训处处长也有许多工作,他要讲话,要抓所有具体的领导工作,也要亲自给学员上课。他给学员们讲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军民关系等,讲《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切对于一个曾经的共产党县委书记来说都是做起来并不很困难的事情。

在干训班开始后不久,有青年学生要求去延安。开始时是宿县的青年学生李淑秀(即李昭)等六位县城里来的学生在一起议论着去延安,他们认为直接找共产党可能更有利于在抗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后来又有陈海仙的女儿陈秀章(即后来的李超南)也想去,他们首先向父亲提出了要求。父亲表示了同意,并正式报告了蔡洪范。实际上,早一些时候蔡洪范已经有一个弟弟在共产党员的介绍下去了延安。父亲向蔡洪范报告后,结果蔡洪范的儿子也要去。不知当时具体的经过是怎样,据爱民哥说可能蔡洪范还给他们一行八人出了路费。

在干训班期间,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在寿松涛的领导下也抓得很紧,父亲带出来的家乡青年学生大多也是在这期间成了共产党员。

爱民哥当时各方面都表现很突出,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使他没有第一批入党。

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大家肚子都饿,就想起来老百姓家枣树上的累累红枣,说着说着,幽默快活的爱民哥就说:“去打枣吃怎么样?走嘛!列宁说要为了面包而奋斗嘛!”,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知怎么这事传到了寿松涛那里,寿松涛很不高兴,怎么徐爱民能这么说话呢?当时担任组织科长的糜云辉(工作队员,后牺牲)解释说:“没事,徐爱民是开玩笑说的。”但寿松涛认为,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开这种没有原则不负责任的玩笑,玩笑话里也是有政治的。于是,为了教育爱民哥,也为了教育大家,第一批入党的名单中就去掉了爱民哥。

当时新民大姐为自己能第一批成为共产党员而自豪极了。可对于爱民哥来说,没能第一批入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是一次深刻教训,从此爱民哥记住了共产党员不可以随便说违背政治原则的话。

我想,可能老共产党员所共有的那种严肃严谨的作风也就是这样形成的吧。

在举办干训班的这个阶段,蔡洪范与寿松涛和共产党以及新四军游击支队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方面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环境比较好,同时也由于蔡洪范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物资供应等方面都不被重视,在政治上也不被信任。

爱民哥告诉我,当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王化荣叫他的勤务兵与另一个士兵一起把国民党从老河口派到政训处来的三个特务骗到了去鹿邑县的途中,在河边的高粱地里全部干掉丢到了河里,不久,王化荣团里的这个士兵就被调到蔡洪范身边当了他的随身勤务兵。这件事说明,王化荣派人干掉三个特务是出自蔡洪范的授意,也说明原西北军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不愿意国民党插手他们的活动。

在与寿松涛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父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历史和党籍问题告诉了他,父亲认为自己必须对党组织忠诚老实。

但在寿松涛等一些思想十分纯洁的共产党人看来,这样的历史过于复杂,特别是当时王明还担任着长江局的书记,因此父亲在莫斯科的那段经历,什么“托派嫌疑分子”、受过党内警告处分这样的“污点”,不得不让他们对父亲保持了一定的警惕性。

过了一段时间,与父亲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们看到父亲很坦然,又完全是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做事,并且父亲身上那种共产党员所特有的思维习惯和作风也是他们所熟悉的,于是开始的那种警觉慢慢地也就淡漠了,甚至也有人根本就不知道父亲的党籍问题还没有解决,包括寿松涛工作队中的共产党员,也包括家乡随父亲一起来的那些子弟兵以及永城县的青年,他们都认为徐风笑是个老共产党员,都尊重信任他。

开始时父亲迫切希望尽快解决党籍问题,直到有一次寿松涛对他说“你的党籍问题解决是困难的,必须经过中央”。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很失望,但也理解组织上的困难,毕竟许多事情的了解和落实都是需要时间的,大家的工作都很忙,他觉得能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为抗日做事就行了。那时父亲在宿县年轻人中的威信很高,在蔡洪范和王化荣那里也有特殊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在工作中表现出了比较强的能力和才干,所以寿松涛以及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新四军游击支队的领导对于他都是信任和重视的。但是在父亲的内心深处仍然常常为自己不明不白的身份而感到有些尴尬。

父亲的党籍问题是直到两年多之后才解决,那时已经是1940年底了。是寿松涛和另一位同志作介绍人重新入党,是中央批准的,没有预备期。



[1] 两个分两头睡在一床被子里以互相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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