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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第三章 大革命洪流中(1 国共合作干革命)  

2009-06-17 08:51:34|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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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共合作干革命

 

20世纪20年代中期,孙中山领导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因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声势浩大席卷全国。19241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的理想,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的纲领,建立了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成了团结社会各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界代表人物的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此时,大批共产党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

1925年,父亲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在他成为共产党员的同年,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与自己的朋友朱务平、刘之武等人又都跨党成了国民党党员。他们把临涣地区的国民党员召集在一起,成立了国民党临涣区党部,这是安徽全省建立的第一个国民党区党部。然后,他们又与县城的共产党人一起,成立了国民党宿县临时县党部。同全国的形势一样,宿县的共产党人运用国民党在历史上具有的有利地位,公开号召和组织群众,大大地促进了工作的开展。

父亲在临涣的社会公开身份仍然是“二高”小学的教员,这个阶段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临涣小组组长、中共临涣区支部书记、国民党宿县党部书记兼任县党部中共党团书记。此时,父亲的目标也很明确,他真诚地相信国共双方对合作的诚意,在内心中对自己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性充满了坚定信念,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满怀着热情和英雄主义的气概。

当时,在宿县教育界发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前县教育局长邵瑞卿在躲过了风头之后由省城返回宿县,然而代理教育局长段广朋自恃镇压群众维持秩序有功,拒不交权。这两个人争来斗去,几个回合下来,终究还是邵瑞卿的根基更深更牢,段广朋无奈自己只是个代理的,不交也是不行。

父亲敏感而果断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

父亲对他的同志们这样分析道:“邵瑞卿和段广朋都不是好人,但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我们的目的。现在老段倒了,小段的这个‘二高’小学校长早晚也得下来。就眼前的情况来看,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固定可靠的活动场所,所以,接替段砚农的这个人必须是我们的同志,至少也得是同情我们的人。……”父亲与他的同志们商量后确定了一个姓沈的同志

姓沈的同志是个大学生,他的本家沈笑山是邵瑞卿的亲信。父亲说:“由沈笑山去向邵瑞卿提出要求,我想,邵瑞卿不会不给沈笑山面子的。”

正如父亲所料,邵瑞卿上台后立即进行的事情就是清除段广朋安插的人。在得知沈笑山找过邵瑞卿,而邵还在犹豫人选的时候,父亲等人为了促使这件事办得更快一点,就抓住段砚农打骂学生的一件事,发动学生罢课请愿。这样一来,摆在邵瑞卿面前就有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段砚农不待撤职就自动撂了挑子,另一方面则是姓沈的同志通过沈笑山进一步敦促邵瑞卿,于是,邵瑞卿也就顺水推舟让姓沈的同志接替了段砚农。

“二高”小学就这样成了临涣共产党人活动的根据地。

“五四”运动后学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大大提高,学生活动之风盛行一时,走官府,进衙门,好像无所不通,一部分地主、资本家的子弟就开始走向了绅士之途。对这一批青年绅士,当时称之为新绅士,以别于最坏的老绅士。在宿县,老绅士是段广朋、邵瑞卿、周玉山这些人,宿县新老绅士之间为着争夺地方地盘矛盾十分尖锐。于是,当父亲到了宿县国民党县党部的时候,就又运用县党部书记的公开身份,发动群众,利用新绅反老绅。这一斗争也大获全胜,邵瑞卿被反了下来,换上了共产党员王乔英担任县教育局长。

从此,在全县三镇十二乡的教育系统中,共产党对于教员与学生几乎全能掌握,同时也保持了与新绅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国民党的公开招牌下实现的。

这段时间,共产党不仅是控制了宿县的知识界,同时也深入到了工农中间。不过,由于宿县在当时除车站码头工人外,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工人,洋车、小车、马车工人,理发澡塘饭馆旅馆的服务员以及小摊贩、叫卖等,所以,尽管父亲他们在这些穷苦工人中间都进行过工作,吸收了少数积极分子进入党内来,也组织过洋车、小车工人罢过工,但终因人数少又散漫而不成气候。

在宿县还是农民运动声势最大。

当时全县各区都成立了农民协会,他们以所占据的学校作基地,组织教师和学生下乡宣传,告诉农民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对苛捐杂税,不纳“瞎眼钱”,不出没用的粮,向农民说明民主国家人民要当家,只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只有参加农民协会作什么事情才会有办法。那时候,学堂在农民的眼里跟衙门一样也是神圣神秘让人敬畏的地方,在一般农民心目中,学堂中的先生和学生是不会瞧得起自己这样的“牛粪汉子”的,可现在,人家都来跟自己作朋友,有事情也可以随便进学堂,农民可以听到学生们讲许多前所未闻的道理,这些道理让整日闭目塞听只知低头干活的农民听了如醍醐灌顶甘露撒心。

淳朴的农民真诚地相信,农协会是在给自己办好事,是为穷人撑腰的。他们看到农民有谁吃了亏,农民协会就真的能帮助他们到团防局或者联保处去算账,农民有人受了欺负,农民协会能帮助去说理,有了什么疑难的事农民协会也都能帮助解答。这期间,作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父亲与县农民协会会长朱务平一起领导全县的农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如动员了好几个乡的群众开大会算关于河工夫费的帐等,这些斗争大大地提高了农协会和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威信。从此,只要农协一敲锣说要开会,农民就会积极参加,凡是农协组织的事情农民就都拥护。组织起来的农民渐渐地感到腰杆儿硬了,他们能找保甲长算账,能罢免保甲长,如果有谁敲诈农民,农民就可以揍他们,就是团防队下乡催款也不敢如过去随意敲诈了。农协会还组织成立了“大领会”(长工的组织,我们家乡称长工为“大领”),也可以向地主要求增加工钱,改善待遇,如要求干活的时候发大毛巾和旱烟。

父亲在领导这些活动时崭现了他慎密的思想和认真的作风,在他的同志们中和农民群众中都赢得了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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