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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坚

退休了,把自己的事情整理整理留作纪念。

 
 
 

日志

 
 
关于我

徐志坚,原名徐至健,小名英特尔、鹰驼。安徽淮北市濉溪县人,193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幼年就读于解放区雪枫小学,1954年毕业于中南工农速成中学,考入哈军工,1960年毕业留校,1977年调北京。曾先后在船舶工业系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等国务院所属部门工作。已退休多年。

第六章 白色恐怖下 1 颠沛流离的母亲  

2009-07-19 17:48:30|  分类: 我的家族史《正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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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白色恐怖下<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1 颠沛流离的母亲

 

国民党制造的白色恐怖终于来到了宿县。父亲离开宿县不久,从1928年底到1929年初,宿县的党团组织先后遭到破坏,国民党开始搜捕共产党员。

因斗袁三出了名,也因是父亲的妻子,母亲已经不能在临涣镇女校公开立足,她拖着笨重的身子,先是躲到镇上一户人家里教家馆(家庭教师),然后就回到徐楼村祖父母那里待产。

1929年的冬季可真长,已经进了三月份,依然是春寒料峭。

母亲的心情比天气还要冷,孩子生下了,被生孩子的剧痛暂时压下的哀伤和担忧又泛上了心头。年前,父亲从上海托人捎来一封信,信中告诉家里他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即刻就出发,此后就再无音信。为躲避国民党抓捕而隐藏起来的同志们也都没有消息。村里先是有人在传说我的父亲被抓起来了,后来又传说已被打死,头挂在县城的城头上,再后来又传说是有人在报纸上看见了,还有照片,是在东三省的一个高粱地里被枪毙的,是趴着的,头朝东脚朝西……这些消息让母亲又惊又疑又痛。

在姐姐出生前,刚强的母亲控制着自己从不在两位老人面前流泪,可刚生产的女人神经和感情会变得格外脆弱,母亲躺在床上,看着刚出生的女儿,想起生死不明的丈夫,不由得泪水涟涟。

奶奶知道母亲心里很苦,她心疼母亲,说:“咱们徐家祖祖祖辈辈没有干过坏事,老天爷不会为难咱们,风笑不会有事的,我儿子一定能平安回来。”母亲知道这话是迷信,可人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明知迷信也觉得是个安慰。奶奶还说:“今天说是抓了,明天说是死了,今天说在城里,明天又说是在东三省,到底哪是个准信儿啊?都是人编的瞎话,别信他们的!”奶奶说得那么肯定,听起来都是道理,奶奶的镇定成了母亲的精神支柱。

在姐姐出生的第四天,淅淅沥沥的雨从早上就下个不停。奶奶生了火盆,屋里很暖和,母亲身体仍很衰弱,躺在床上满身虚汗。这时,听到院子外有人敲门,奶奶忙出去开了大门,接着带进来一个人。这人浑身被雨水淋得透湿,携着一团寒气,母亲定睛一看才知道是自己的小弟弟。我十九岁的小舅舅邵恩元脸和手冻成了紫灰色,上牙碰下牙“得得得”地说不成句子。最后,母亲还是听明白了:国民党正在对共产党员进行大搜捕,邵葵舅等人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已经被抓走,县委其他的同志也都离开了宿县,小舅是从县城逃到这里的……

小舅被奶奶带去换衣服了。一切在母亲的感觉中恍如梦境,她终于再也压抑不住低声啜泣起来。

第二天,母亲病了,发起了高烧,流血不止……

母亲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何况还有当中医的爷爷呢,她终于挺了过来。

两个月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了县城娘家,见到了自己的朋友张承茂。承茂姨也是党内的同志,她给母亲带来了她亲手为姐姐缝制的漂亮小衣服,与母亲互相交流着各自憋闷了太久的心里话。在外祖母的精心调理下,母亲的身体渐渐恢复,姐姐也长得很有些模样了。

县城女校姓孙的教务主任是母亲的同学,所以母亲为了减轻外祖母的负担,暑假过后就到了那所学校教书。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月后,母亲上班时看见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封铺开的信,是校长写给这位姓孙的教务主任的,母亲看看摆在自己桌上信的内容,大意是:你聘请来的教员中有共产党的嫌疑,出了问题我概不负责。无疑,信是自己的同学有意识地放在这里,用意不言自明。看过这信,第二天母亲就不再去上课。在学校不能公开抛头露面,母亲只能教家馆。

到第二年的暑假,在同学的介绍下,母亲又带着一周岁多的姐姐来到了本省颍上县立女子完小教书。这里没有认识的人,不用担心被抓捕,但也远离了我的外祖母,远离了同志和朋友,远离了熟悉的一切,只有咿呀学语不懂事的姐姐……

终于有一天母亲接到了承茂姨的信。得知同志们已经又开始做事了,母亲决定放了寒假立即就回去。

可是淮河冰封了。母亲和姐姐在一家小旅馆已经住了一周,仍不知何时才能开冻。

一群兵们土匪似地冲了进来,所有住店的人都得让位,稍迟即会遭打挨骂。内战混乱谁也不敢招惹这帮丘八,就连那位告老还乡的县长也只能是摇摇头嘟囔一句就乖乖地腾出地方。

母亲抱起吓得停止了哭闹的姐姐,也跟着大家搬到了船上住。她不敢躺下,怕躺下会冻僵。她把姐姐怀揣在胸前,把所有能遮风保暖的东西都围在了姐姐身旁,当然最起作用的还是她的身体,她用自己的身体为姐姐挡住了船舱挡不住的西北风,她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冻坏了女儿!看着舱外一望无际的冰河,母亲欲哭无泪。

两天后淮河才开冻,当这艘客船在三百只小船和一支汽油划子在前边打冲锋终于启动了的时候,母亲不由地流下了眼泪,为自己所经历的孤独绝望无助,为女儿的安然无恙,为很快就可以见到外祖母和朋友们……

宿县的共产党人仍在秘密地活动着,回到宿县母亲就立即与组织接上了头。母亲接受组织交给的各种具体任务,她记忆最深的一次任务是撒传单。

那天,为了庆祝八一南昌起义4周年,必须让宿县城最繁华街道上的人们在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看到这些传单。母亲用小被子包起熟睡的姐姐,抱着就乘上了一辆黄包车来到了这条街道。这件事是相当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被逮捕。可母亲说,她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害怕,只想这是党交给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还好,没有人查问。母亲下来车之后一边走一边将包在姐姐被子里的传单抽出来放在商店的橱窗上,或者塞入了住户的门缝里,或者索性就丢在了路上。一包传单很快就都撒出去了。

能够重新为党工作使母亲感到生活又有了意义。

可是这样有意义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一天午间,母亲刚走进了里间屋给姐姐盖了盖被子,忽听外面嘈杂,又听外祖母在外面急匆匆地大声喊:“邵恩贤没有回家,你们到别处去找吧!……家里没有邵恩贤!”母亲明白外祖母是在报信,是敌人要来抓自己了。

其实,前天就有亲戚告诉母亲,叛徒吴某现在是县教育局的一个科长,他发现母亲在宿城西关小学教书后,准备写一篇报道在报纸上发表,名为报道母亲教学成绩突出,实为向国民党当局报告女共产党员从外地回来了。

听到这消息后母亲犹豫不决:宿西小学是在吴某的管辖范围不错,可也许他不会把事情做绝,毕竟过去都还认识,平时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母亲难下决心。

可没想到这么快敌人就真的来了,母亲迅速作了决断,打开后窗跳出去,翻过墙就跑到了承茂姨家中。

当夜在火车站,母亲从小舅舅手中接过了姐姐。尽管母亲身穿男式的长袍,头戴礼帽,还戴着个墨镜,手里拿着一根文明棍,完全是男人的打扮,可姐姐还是在瞬间就认出了是娘,那时她看着重新找到的娘,满眼泪水使劲儿抑制着自己的抽泣,两只小手紧紧搂住了母亲的脖子——大人之间过于严肃紧张的气氛使不到三岁的孩子早早地懂事了。

母亲抱着姐姐登上了火车,告别了小舅。

……

母亲带着姐姐来到了济南四姨家,四姨现在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做妇女工作。

自从四姨离家出走,姐妹俩就没见过面。四姨现在说话嗓门更大了,举手投足也变得粗硬果断,再配上一身笔挺的军制服和皮靴更显得威风凛凛。母亲一开始感到妹妹变得很陌生,但不多一会儿就发现那副强悍外表下掩饰的依然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个孤独飘零的灵魂。

“就留在我这里吧,三姐,”四姨抱着母亲的胳膊,像小时候一样把脸贴在母亲的肩膀上,“别走了,咱俩作个伴儿,明天我带你去登个记办个手续,你就可以公开找个学校去教书,咱俩一块儿过,一块把孩子养大……”

四姨自己是为了摆脱那桩不幸的婚姻,为了自立谋生才参加了国民党,她不懂得母亲的政治信仰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她虽然知道母亲生性倔强,却也想不到母亲会为了那么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而头撞南墙不回头。四姨反对母亲带着个孩子去选择流离失所动荡不安的生活。

可是,母亲如果愿意到国民党那里“登记办手续”,她又何必离开家乡离开我的祖父祖母外祖母呢。

四姨苦口婆心劝说:“去登个记,留下吧……”。说到动情处,四姨热泪盈眶。

母亲也流了泪,但她还是不能留下“登记办手续”,她对四姨说:“……你借我路费,帮我联系一个工作就好……”

执拗的母亲最终还是抱着姐姐上路了。

一夜的火车到青岛……

一夜的海船到日照石臼所。从这里到陶罗镇的山路,母亲紧紧抱着姐姐坐在一辆“二把红”车子上,上山下山,四处无人,只有年轻车夫“呼呼”的喘气声和此起彼伏的蝉鸣声……

母亲在日照工作了不到一学期,土匪刘黑七攻打县城闹得学校不能上课……

寒假过后,母亲在四姨的帮助下来又到了栖霞县立女子完小教书。学校在山坡上,山坡底下无人家。不到半年这里也闹起了土匪,城东北和西北角被土匪烧的火光冲天,三岁的姐姐吓得簌簌发抖,闭着眼睛钻进母亲怀中……

暑假过后,四姨又托人帮助联系了到济南长清县第九小学教书,母亲总算能够比较安定地在这里落下脚来。

据姐姐说,她对母亲最早和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在山东教书的日子里吹箫。晚上,在摇拽如梦的煤油灯下,母亲最经常吹的一首曲子是“秋水伊人”,低沉哀婉的箫声诉说着凄凉、哀伤、苦闷和无尽的思念,母亲吹一会儿就会泪流满面地吹不下去。姐姐知道娘只要吹箫就是又在想爸爸了,过早懂事的姐姐也会流泪,会拿个手绢小大人似的轻轻地去给娘擦泪水。母亲不仅用箫吹这首曲子,也常常会当催眠曲唱给姐姐听:“……只有你的女儿呀已长得活泼天真,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呀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母亲虽然坚信自己和父亲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却既不知父亲的下落,也找不到党组织和同志们,她感到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这就使性格刚烈的母亲格外迷茫痛苦。她曾对我说过:“当时我真觉得熬不过去了,生活中一点希望都见不到,这人啊就不想活了,我几次想到死,有一次我上吊的绳子都准备好了你姐姐从外面进来喊娘,我就没死成。她那么小,我死了她怎么办?”说到这里,母亲有些庆幸,“说起来,你姐姐还得算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姐姐是母亲最绝望时生命的希望,是母亲最孤独苦闷时精神上的支柱。这段特殊的经历使母亲一辈子都视姐姐是知己朋友。

两年后,母亲带着姐姐从山东回到了宿县城我的外祖母家,却发现外祖母家仍是不能留。许多过去的共产党员被捕牺牲了或是叛变了,或是在国民党那里办理了自首手续,党的活动已经被迫停止,宿县城一片白色恐怖。

回去时邵葵舅舅已经被保释出狱。小舅舅邵恩元还在徐州国民党监狱里,他是因参加农民暴动失败被捕的。母亲回去几天后又赶上小舅舅被保释接回家,可是,倾家荡产保回来的小舅舅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宿县城不能多待,母亲带着姐姐离开了生病的外祖母来到徐楼村祖父母身边,没想到这里也不是能久住之地。当时,爷爷刚刚从监狱中被放回——两年前国民党曾由宿县城追捕母亲到这里,抓不到母亲就将爷爷抓走了。奶奶卖了许多地也赎不回,后来还是爷爷靠自己的医术给县长的独生女儿治好了妇科病才把自己救了出来。

爷爷和奶奶不敢留下母亲,母亲只好再次带着姐姐离开宿县,在同学的介绍下到了离宿县不远的涡阳县县立完小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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